【一网一库专题第12期】人民法院案例库：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案例选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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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库编号：2023-02-1-067-005

关键词：刑事 销售伪劣产品罪 疫苗拆分接种 谋利

胡某等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行贿，骆某等销售伪劣产品，朱某全等生产、销售伪劣产品，黎某文等受贿、食品监管渎职案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收受贿赂并滥用职权行为的定性

2015年初，被告人刘某林在甘肃省某村租种三十亩土地培育了一批葫芦瓜种子，并与甘肃省某甲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签订种子委培生产协议。其间，该公司技术员在田间检查时发现刘某林培育的种子出现杂交等现象，让其自行处理。同年10月29日，刘某林将上述种子谎称为“瑞丰9号”葫芦瓜种子，以100元/公斤的价格出售给被告人赵某1393公斤，赵某支付给刘某林13.93万元。11月底，刘某丰等人欲购买一批葫芦瓜种子回新疆种植，经人介绍认识了时任甘肃省某乙农业发展有限公司销售经理的被告人王某珍，王某珍谎称可向其出售“瑞丰9号”葫芦瓜种子。王某珍与刘某丰谈好后与赵某取得联系，赵某将从刘某林处购得的葫芦瓜种子运到甘肃省某乙农业发展有限公司仓库。11月26日，刘某丰至该仓库查看种子相关情况后，以155元/公斤的价格购买了1380余公斤的葫芦瓜种子，并支付给王某珍21.4万元，王某珍支付给赵某16.8万元，剩余款项归王某珍所有。2016年，刘某丰播种之后发现葫芦瓜颜色各异、结籽率不高的异常情况，造成经济损失1025121.1元。“瑞丰九号”系杂交一代西葫芦品种，纯度在95%以上，经鉴定，涉案种子品种纯度为52.7%。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被告人刘某林明知其所培育的葫芦瓜种子存在质量问题，仍以合格葫芦瓜种子的名义出售给被告人赵某；赵某明知刘某林出售的葫芦瓜种子无任何生产标识，仍予以收购，并将其收购的存在质量问题的种子让被告人王某珍帮助销售，后被告人王某珍又将该批存在质量问题的种子以合格种子的名义出售给刘某丰等人，使生产遭受损失达595955.99元，三人行为均已构成销售伪劣种子罪。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生产、销售伪劣商品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1〕10号）第七条的规定，生产、销售伪劣种子罪中“使生产遭受较大损失”一般以二万元为起点；“重大损失”，一般以十万元为起点；“特别重大损失”，一般以五十万元为起点。本案三被告人的行为已使生产遭受特别重大损失，据此一、二审法院依法作出上述裁判。

关于被告人刘某林具有销售伪劣种子故意的认定。经查，刘某林与甘肃省某甲农业有限公司签订的合同中对其培育的葫芦瓜种子质量有明确的要求，因其管理不善，导致种子培育过程中产生自交问题。该问题被甘肃省某甲农业有限公司发现后，公司已明确表示对该批种子不予回购，故刘某林明确知道其培育的种子存在质量问题，不能作为合格种子销售。但刘某林为了牟取经济利益，谎称该批种子合格，将涉案种子出售给被告人赵某，足以认定其主观上具有销售伪劣种子的犯罪故意。

关于被告人赵某具有销售伪劣种子故意的认定。经查，赵某作为甘肃省某乙农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对于种子生产、经营、销售的相关规定是明知的，但其为了牟利，不但没有按照种子销售的相关规定，对被告人刘某林出售的种子进行检验，并在转手销售时也不标注种子的种类、品种及检验证号和合格证，最终导致涉案假种子给被害人造成特别重大损失，可以认定其具有销售伪劣种子的犯罪故意。故一、二审法院依法作出上述裁判。

被告单位福州华某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某汽车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为被告人张某鑫，被告人张某述、张某鎔为该公司直接负责人，三人均占有该公司股份。2018年至2021年1月，华某汽车公司为谋取非法利益，决定销售“大吨小标”（大吨位的车辆，合格证标注为小吨位）车辆。张某鑫作为主管公司全面业务的主管人员，决定并指使公司员工向成都某汽车集团有限公司十堰分公司订购自卸货车的二类底盘。张某述、张某鎔作为公司直接责任人员，向他人定制车厢。为满足客户“多拉快跑”的需求，华某汽车公司所售车辆的空车质量、大部分车辆的轮胎规格均不符合轻型自卸货车的参数，同时大部分车辆的车身外廓尺寸、货箱栏板高度都存在严重超限问题。为使车辆能够获得轻型自卸货车才能悬挂的蓝色机动车牌照，张某述、张某鎔联系他人，安排车辆上线检测。后车管所加强了上线检测，华某汽车公司为能继续获得蓝牌，由张某鎔雇佣被告人叶某东通过打码设备将“值班车”（专门用于上线检测用的标准轻型自卸货车）的车架号、发动机号更改成需要挂牌的自卸车车架号、发动机号，以伪造了车架号、发动机号的“值班车”上线检测的方式，用轻型自卸货车合格证等材料通过检验。骗取蓝牌后将车辆手续及牌照套用在所销售的自卸车上。

2018年至2021年期间，张某鑫、张某述、张某鎔以华某汽车公司名义向60家公司及25名个人销售该品牌“大吨小标”自卸货车，共计销售车辆287部。经福建省产品质量检验研究院鉴定，涉案车辆中除2部车辆未注册登记、无《机动车整车合格证》而无评判依据外，其余285部车辆均不符合国家公共安全行业标准及国家标准的相关规定，不属于“轻型”货车类别，车辆质量不合格，存在重大安全隐患。上述285辆自卸货车销售金额达人民币3930.82万元（币种下同）。

本案主要涉及改装、销售“大吨小标”货车行为的定性，以及单位犯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时自然人罚金处罚规则等问题。

一、关于改装、销售“大吨小标”货车行为的定性

“大吨小标”货车是指实际整备质量高于《机动车出厂合格证》记载的整备质量的货车，通常表现为通过变型、改装轻型货车，使之既能满足中重型货车的承载量，又能登记蓝色机动车牌照。驾驶员只需普通汽车驾照（C证）即可驾驶货车，较之于登记黄色货车牌照的车辆通行受限更少、可在市区通行，进而满足运输者“多拉快跑”的需求。

其一，涉案“大吨小标”货车系不合格产品。鉴定机构对涉案车辆的同一性，车身外廓尺寸、空车质量等特征参数，货箱栏板高度、轮胎规格、钢板弹簧，以及整备质量超限分析等事项对照国家强制性标准进行检测，作出涉案285部车辆依照行业标准和国家标准不属于“轻型”货车类别，车辆受检时的状况质量不合格的鉴定结论。

其二，涉案“大吨小标”货车具有严重道路交通安全隐患。本案证据证明：第一，成都某汽车集团有限公司十堰分公司销售给华某汽车公司的车辆出厂合格证整备质量为2.6吨，但华某汽车公司销售的底盘重量已在3吨至5吨不等，且华某汽车公司及张某鑫、张某述、张某鎔按照轻型自卸货车的标准改造、上牌、销售，销售时承诺能办理“蓝牌”。上牌时通过他人或套打“值班车”发动机号、车架号的方式,规避行政主管部门登记检测，以获取蓝色机动车牌照。被告单位及被告人基于牟利动机而故意为之，具有主观明知。经鉴定涉案285辆汽车存在重大安全隐患。第二，2022年11月27日17时02分，发生交通事故并致一人死亡的轻型自卸货车系华某汽车公司所售，经福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仓山大队认定，事故发生的根本原因之一系该车“行驶载物时超过该车核定的承载质量”。

综上，华某汽车公司以销售可登记蓝色机动车牌照的轻型货车之名，行销售中型货车之实，改装、销售不符合产品质量标准、存在重大安全隐患的“大吨小标”轻型货车的行为，系以不合格产品冒充合格产品行为。本案销售数量多、销售金额特别巨大，不仅破坏了汽车销售和道路运输市场的正当竞争与交易秩序，同时扰乱黄牌限（禁）行区域道路交通秩序、损坏公路基础设施，亦发生了危及人民群众生命健康的现实危险，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符合犯罪的本质特征，对该单位及相关责任人员应当以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定罪处罚。

二、单位犯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时自然人罚金处罚规则

单位犯罪与共同犯罪的刑事责任分配有所区别，单位犯罪不是各个单位成员犯罪的集合，亦非单位中所有成员的共同犯罪，故应对单位和自然人依照刑法规定分别判处罚金，而非共同判处罚金。本案中，张某鑫、张某述、张某鎔三人系华某汽车公司的股东，三人决策改装、销售“大吨小标”货车，以公司名义开展销售行为，利益归属于公司，成立单位犯罪。三人系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基于单位犯罪理论和刑法分则的具体规定而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而非与华某汽车公司成立共同犯罪。根据刑法第一百五十条、第一百四十条的规定，单位犯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对于个人犯罪的规定进行处罚，即对相应自然人再判处销售金额百分之五十以上二倍以下的罚金。

关于对被告人能否在销售金额百分之五十以下判处罚金，应视其是否具有减轻处罚情节而定，不宜在单位犯罪中将单位内部自然人与单位之间强赋共同犯罪关系，进而让自然人与单位共同承担特定倍比数额的罚金。否则，极易造成对没有减轻处罚情节的自然人或单位在判处罚金刑时予以减轻处罚的情形，转嫁或削弱了刑罚的经济制裁功能。本案中，一审判决在对单位判处罚金二千万元的情况下，应依法再对张某鑫、张某述、张某鎔三名股东共同判处销售金额3930.82万元百分之五十以上二倍以下的罚金。但原判实际对张某鑫、张某述、张某鎔判处罚金总和为70万元，低于刑法第一百四十条规定的销售金额百分之五十的罚金标准，其中对不具有减轻处罚情节的主犯张某鑫判处50万元罚金明显偏轻，但二审鉴于上诉不加刑原则不作加重调整。